福建作家谈散文
中国散文网 作者：福建作家 发表时间：2005年9月12日

　　蔡其矫：

　　中国传统的散文，从司马迁、欧阳修到徐霞客，都是行走的散文。中国现代的散文，五十年代的四家：杨朔、秦牧、刘白羽、郭风，也大都是行走的散文，其中秦牧加进了智识，郭风注入了乡土，刘白羽是抒情，杨朔是议论。到了改革开放年代，散文有了变化，出现余秋雨，从《文化苦旅》到《行者无疆》，也全部是行走的散文，又加进了大文化，发展了司马迁的历史、徐霞客的地理，可称之谓“文化散文”。五十年代的散文是抒情诗人的散文。改革开放年代的散文是学者的散文。范围扩大了，也深入了。何为把小说笔法引入散文。北北的散文从乡土进一步迈向小说。看来，散文是变动的。

　　南　帆：分类与自由

　　我想提到一个意味深长的往事：开始喜好一批散文的时候，我并没有强烈地意识到“散文”这个概念。我的散文阅读止于适意随缘。不再扮演批评家或者文学史观察者的角色，我就可以理直气壮地照顾自己的兴趣和嗜好。一张有趣的便条不妨连续读三遍，另一篇名家之作却可能因为枯燥而弃置不顾。这是个人的权利。由于这个缘故，我对于“散文”家族内部的种种亚分类心不在焉。杂文，小品，随笔，语焉不详的“美文”，还有“文学散文”，这些类别之间的细微差异似乎没有太大的意义。况且，这些分类时常缺乏一个共同的理论平面和严格的逻辑体系。叠床架屋之论比比皆是。
     
　　这是不是有些不负责任？――一些理论家正在为上述分类争执得面红耳赤。他们都持有文类纯粹化的倾向。他们心目中，不同的文类乃是不可逾越的区域，这仿佛是一种天经地义的秩序。如果不小心把小品归入杂文之列，那就如同不可饶恕的文学乱伦。然而，我觉得种种分类系统均是人为的产物。分类的依据和原则隐含了人们的认识意图。如果分辨一些家具是桌子还是椅子，这意味了人们企图了解这些家具的功能；如果试图了解制作这些家具的材料或者制作方式，那么，人们就会按照木制品、藤制品、塑料制品或者手工制作、机器制作划分类别，如此等等。一旦发现“文化散文”或者“学者散文”这些术语，人们就可以判断，批评家关注的焦点大约是素材和作者的社会身份。总之，人们没有必要机械地锁死文类。我不想详尽地绘制杂文、小品、随笔、美文或者文学散文之间的边界，因为这种文学地图说明不了这个问题：某些散文为什么富有魅力。人们无法证明小品一定比随笔生动，或者杂文的确不如美文。《庄子》曾经倾倒了古往今来的许多读者。然而，谁又能够把这部汪洋恣肆、变幻无端的著作塞入“杂文”或者“小品”这些称谓之中？不少人肯定已经意识到：对于某些作品说来，分配到哪一个文类并不重要――重要的是作品的精神标高。的确，散文的魅力是我唯一关心的问题，或者说，我的分类就是两项：有魅力的散文和缺少乏魅力散文。这时，我甚至不惮于被称之为趣味主义者。
　　
　　或许有必要承认，我对于散文内部亚分类的漠视包含了更为深刻的原因。分类以及类别的命名意味了某些特征的固定、普适化，并且被赋予纯粹的品质。这是规范的诞生，也是划地为牢的开始。类别本身成为一种权威，一种鉴别的关隘，同时也是一种拘禁。“不伦不类”被视为一个贬义的评语。某些既非杂文、亦非小品文或者美文的作品失去了文类的庇护而无所藏身。我曾经对于“随笔”之称由衷地喜爱。按照字面涵义，“随笔”理应是一种没有限制的写作；然而，现今的批评家似乎也在处心积虑地为“随笔”制订各种文体条款。这些亚分类的定型表明，“散文”这个概念正在分解为一系列细化乃至量化的指标体系。这是理论的凯旋吗？

　　其实，任何一篇心血之作都包含了独异的动机、意图、主题，并且渴求独异的表意方式。某些时候，刻意的、僵硬的文类躯壳可能强行抑制了种种奇思妙想。诗或者韵文，小说，戏剧，理论论文俱已分疆而治。这些大型文类不仅是一种表意方式的组织，一种视域的规引，一种特定的时空感觉；同时，这种组织和规引也理所当然地付出了代价。简言之，这些文类如此严饬，以至于无法收容种种散兵游勇式的素材，例如一种情趣，一些精采的理念，一个巧妙的发现，或者三言两语，或者洋洋万言。我的设想之中，散文即是这些散兵游勇的驻地。许多时候，散文甚至不在乎是否中规中矩的文学。文学史保存的一批散文名篇当初并不是有意地以文学的面目出现，例如檄文，奏章，书信，日记，如此等等。总之，无拘无束是散文的独特性格。我曾经表示，我仅仅对散文的两个特征深为兴趣：第一，散文是不可定义的――除了诗、小说、戏剧，余下的均是散文；第二，散文具有一种反文类的倾向，散文时常隐蔽地解构了既定的文类。因此，“水”是散文的巧妙比拟。水无定型，文无定法。这一切无不指向散文的基本精神――挣脱文类的规约而纵横自如。

　　我为什么转身介入了散文的写作？我所倾心的即是散文的自由。相当长的时间里，我仅仅热衷于同论文打交道。论点，论据，论证，逻辑，概念，范畴，归纳或者推理，大量的引证和注释，等等。然而，某一天我终于意识到，学位论文并不是唯一的表意形式。传统的学术规范并不是不可逾越的思想规范。“无一字无来处”的缜密也可能是平庸或者谨小慎微的另一副面孔。“游谈无根”未必没有学术之外的意义。我甚至对于学术体制化派生出千篇一律的论文腔调感到了厌倦。散文就在这个时候开始向我招手。我曾经在一部散文集的后记之中回忆起一个豁然开朗的瞬间：“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总是漫不经心地将散文当成了放置边角料的后院。我将那些论文――我所习惯的文体――难以容纳的感触、事件、怀想、幻念寄存在散文里面，如同听候征用的文学档案。一切仿佛在不经意之中积累着，直至出现了一个突如其来的顿悟――散文不就是我心目中最为惬意的文体吗？”
     
　　散文的自由令人感到，文类不再是一个额外的负重。韵律、情节的缜密、舞台的限制均可不在考虑之列。散文如同一柄称手的快刀，散文的写作具有一种直击的快感。所以，韩少功曾多次表示：想不清楚的问题诉诸小说，想得清楚的问题就写散文。鲁迅的后半生写下了大批杂文。在鲁迅那里，文体的自由与丰富而活跃的思想相得益彰。二者的结合铸就了一批犀利的匕首和投枪。
     
　　因为自由，每一种个性都可能找到自己的舞台。因此，散文允许充分的个性化――这种文体允许作家最大限度地按照自己的心意写作。许多散文具有强烈的现代主义风格。另一方面，也是因为自由，散文又时常是零碎的，随意的，大众化的――这种文体不再依附于一个完整的骨架。这时，许多散文具有后现代主义的旨趣。或者可以说，散文是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奇妙混合。

　　如果不想根据文类的外在型号归纳散文，那么，散文就会充分地显出捉摸不定的一面。这个意义上，散文犹如一匹怪兽：千姿百态，首尾莫辩。这肯定给理论的概括制造了种种困境。我时常深陷这种困境――我突然发现，找不到适当的理论术语形容我所喜爱的那些散文。例如，“少加孤露，母兄见骄，不涉经学；性复疏懒，筋驽肉缓；头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，不大闷痒，不能沐也，每常小便而忍不起，令胞中略转，乃起耳。又纵逸来久，情意傲散；简与礼相背，懒与慢相成；而为侪类见宽，不攻其过。又读《庄》、《老》，重增其放；故使荣进之心日颓，任实之情转笃。……”――我当如何形容读到稽康《与山巨源绝交书》之后的快意呢？“潭中鱼可百许头，皆若空游无所依，日光下澈，影布石上，佁然不动；俶乐远逝，往来翕忽……四面竹树环合，寂寥无人，凄神寒骨，悄怆幽邃，以其境过清，不可久居，乃记之而去”――我当如何表明柳宗元的《小石塘记》制造的内心悸动呢？“怀民亦未寝，相与步于中庭。庭下如积水空明，水中藻荇交横，盖竹柏影也。何夜无月，何处无竹柏，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”――我又当如何表述苏轼的《记承天寺夜游》带来的澄明心境呢？人们多半承认，诗意是一种难言的韵味；然而，诗的阐释系统十分发达。远在唐代，司空图的《二十四诗品》就试图确立描述诗的一系列美学范畴，诸如雄浑，冲淡，典雅，豪放，劲健，洗炼，绮丽，等等。

　　如今，人们可以运用丰富的理论语言谈论一首好诗。相形之下，散文的美学范畴还相当粗疏。的确，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家曾经就如何为文发表过不少精当之论；二十世纪二十年代，周作人、王统照、朱自清、梁实秋也分别对散文的趣味、文体、语言零星地谈起自己的心得。然而，相对于繁茂的散文，这些理论太单薄了。六十年代有“形散神不散”之论面世，九十年代又有“杨朔模式”的争辩；我不想具体地评价这些论点――我想提到仅仅的是，这些论点的理论含量十分有限；同时，这些论点阐释的范围也十分有限。现今，人们陆续地读到了培根、卡夫卡、蒙田、罗兰•巴特、佩索阿、钱钟书、余光中、王鼎均，另一方面，韩少功、张承志、周涛、贾平凹、余秋雨、史铁生正在纷至沓来，妙笔生花。可是，散文的理论仍然按兵不动，迟迟无法形成呼应。如果说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小说理论与诗论歧见丛生同时又蔚为大观，那么，散文理论似乎仍然睡眼惺松。什么时候，理论家才能够真正地抖擞精神，揪住这一匹怪兽的尾巴呢？

　　北 北：

　　关于散文，我已经没什么发言权了。几年前我也做过一阵散文，后来发现自己存在很多问题，已经没有出路了，所以，就溜了。现在，连读其实都很少读了。
　　
　　与其他文体相比，我总觉得这些年散文似乎是最拒绝与时俱进的，这是指观念、视野以及技法等等。刚才有人说散文的门槛太低，导致泛滥。我同意这种看法。如今很多肚里没有几滴墨水的演员，摇身一变就写起文章，就出书，他们写的也号称“散文”。而报纸副刊以及各类散文刊物中，也大量刊登小情小感、无病呻吟的东西，让散文失去了应有的尊严。

　　其实无论小说、散文还是诗歌、戏剧、影视，都需要作家努力将自己的智慧与能力充分渗透进去，都需要表达出对世界的独特发现与理解。换一句话说，就是作家必须对自己有要求，艺术与技术上的要求。心灵有多丰富，文学就可能有多美好。散文现在与我关系虽然越离越远，但我还是会看的。我希望能看到很多充满智性、能够戳及人性、直抵人心的好散文。这样的文章才会对让人眼前一亮，才会有一种世界蓦然被推开一道窗口的惊喜感。或者更直白一点说，就是让人还有读一读的冲动。

　　陈章汉：

　　忧愤出诗人，恐惧出音乐，感慨出散文。

　　忧愤，能使诗人壮怀激烈，诉诸歌哭。茅屋为秋风所破，朱门酒肉臭、路有冻死骨，商女不知忘国恨，都让诗人血液燃烧，不能自己。

 　　恐惧，需要借一种忘我氛围的笼罩，得以排解。音乐，便是抵达这种忘我境界的捷径。认里过墓地吹口哨壮胆，可作最现成的举证。

　　感慨，多出乎无奈。无奈到心的失衡，情的失重，乃至于人的失态甚而失语，假以笔墨，独抒性灵，必得妙文。有进亦忧退亦忧的踟蹰，始有何时而乐耶的浩叹。有田园将芜的愁肠，始有千古一表陈情。

　　快乐，可以学好语文，不可能写好散文。要入散文堂奥，修得正果，得有自讨苦吃的精神。这种差事，当今愿做的人已经不多。太平年景，适合于快餐文化，有几人能留戒心于散文国度的“后庭花”？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
　　谭华孚 ：散文危险论

　　散文是文学诸文体中准入门坎最低的一种，因此也是文学中写作队伍最为庞大、社会基础最为广泛的品类。这使散文为人们的心智、才情与个性的发挥提供了最为自由广阔的驰骋空间，但也给散文艺术带来了它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。已经有太多的人过于轻松地对待散文，过于随意地进入散文写作的活动领域中了。官员、商人施政赚钱之余、酒食游玩之后附庸风雅的兴致，过去是时兴唱卡拉OK、跳舞，现在，恐怕是写散文，出散文集。我们已经见过不少官员在经历许多“公务”的自然也是公费的国内外旅游参访之后，一一记下他们行旅踪迹，再加上一些无懈可击也无味可品的抒情感怀之言，一篇篇“游记散文”便如泉涌出。还有不少大腕、名嘴，在影视演播圈中扬名立万、赚得钵满瓢满之后，当他们感到尚有余勇可贾，也要来反串当一下作家时，“散文”，便他们对自己拉撒出来的文字的无二称谓。是的，散文写作现在几乎已经成为一种“文学卡拉OK”，谁都可以拿来嚎两嗓子的。写小说要编故事，写诗歌多少要讲究韵律、意象或语言的精致，写戏剧、电影、电视剧的脚本，付拍所需要投入的巨额资金，也使有关方面对上述名公巨卿的“雅兴”不免踌躇。唯有散文一体，无编排情节之劳神，无讲究韵律之苦吟，成本低廉，可“傻瓜化”操作，信笔写来，便可结集出版，甚至销售数以十万计，不亦乐乎？同时另有一批小资男女，不赋新诗乱说愁，举凡鸡毛蒜皮之事，衣饰发肤之相，减肥节食之虑，购物消费之计，厚黑勾引之道，闲愁十万种，物欲亿兆缕，都可以随随便便乱七八糟地投入散文这一口大镬之中，快速炮制出一碗碗快熟“心灵鸡汤”来。呵，散文，散文，今日多少文字垃圾假汝之名以行！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，散文十余年间曾长期产销两旺，久盛不衰，以致曾有一些文论家乐观地宣称：“散文是21世纪最有前景文学体裁”。但是，正如“希腊化”在希腊文明衰落之际出现那样，当前写作活动中的“泛散文化”或散文写作队伍的泛化，或许是作为一种语言艺术样式的散文面临堕落危险的表征之一。因为，尽管在这种情形之中，好的散文依然存在，可它们已经如沧海一粟地被淹没在垃圾式散文的汪洋大海之中。于是，在总体上看起来，散文世界就会如同闻一多所谓“索性泼你的破铜烂铁”的一泓脏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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